不可否认，在“毒胶囊”事件中，患者无疑充当了药监部门监管失误的牺牲品。因为，毒胶囊事件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过程中，药监部门的忽视与纵容导致了这一无法容忍的结果。制药企业抛弃社会责任的逐利行为，自然令公众厌恶，但药监部门的过失更不能一笔带过。因为，药监部门作为监管的主阵地，监管不力本身就是渎职、失职的行为，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加以惩处，不但令法律无光，还会衍生出更多的类似问题。因此，“毒胶囊”事件既是一场悲剧，也是一次打开“官员问责”常态化的重要机会。

其实，“毒胶囊”已是制药业界多年的潜规则，但监管之手既没有斩断其生长的利益链条，也没有让公众足够了解这些信息。这种做法，比无良企业的行为更加可怕。因为，药品不同于一般物品，这是治病救人的大事。如果因为药品本向身的部问题而导致公众生命安全受到损害，那无异于故意危害公共安全。尽管如此，但是为此而受到问责的官员却少之又少。

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虽然，我国还制定了相对严厉的处罚条例，但是纵观当前的药品监管现状，对于因渎职而造成社会危害的官员，处罚力度相当之弱，就算一些官员因此而受到牵连，也只是一些虾兵蟹将，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导者，总能频频免于问责的责罚。而且，在逃脱责罚的同时，他们还能一如继往地从事着本职工作，不降级别，不降薪水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官场大佬们，至少负有两项责任，一是对药品监管不力，二是对下属管治不力。可话虽如此，但监管者的宝座却“岿然不动”。

因此，要想将类似“毒胶囊”的问题彻底根除，那么，就必须以“毒胶囊”事件为契机，撬开“官员问责”的大门，推动“官员问责”常态化。如若不然，就算肃清一次两次事件，整顿一个两个部门，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而从当前条件来看，推动药监部门“官员问责”的常态化，还需做到以下三点：

一是借助网络力量，为“官员问责”提供舆论支持。在网络尤其是在微博的推动下，“毒胶囊”事件已经掀起了一场舆论的风暴。这对药品监管部门官员过失问责取得舆论支持，提供了有利条件。而且，一旦形成舆论支持，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，增加关注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，在此背景之下，如果药监部门还想保持“置身事外”的姿态，恐怕不太可能了。因为，微博的力量，已经世所公认，如果药监部门的官员还不做出改变，估计在网络上都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。

二是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，为“官员问责”提供环境条件。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，以及社会舆论环境的改善，公众可以自由讨论事关自己利益的事情。从“毒胶囊”事件的兴起发展，公众都广泛参与其中，其关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。而且，在探讨过程，各方观点相互博弈，从各个方面为化解“毒胶囊”事件，提供了舆论引导。而这种独立于政府与公众之外的第三方，必然会让公平、公正内化进问责之中。

三是深化法治建设，为官员问责提供法律条件。在法治的时代，人们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，作为纳税主体，公众越来越重视手中的监督之权，这对于问责当事官员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且，在法律的规范下，人们对于问责机制的操作步骤、实施条件、法律支持等环节也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为问责机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，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因此，在“毒胶囊”事件中，还可用法治的手段去问责，用理性的手段取代人治的阴影，从而推动问责的法制化。

“毒胶囊”事件就是一个契机，就像当年的孙志刚之死一样，也可以利用“毒胶囊”事件将官员问责制度常态化，并逐渐深入人心，让药品监管部门的官员清楚地认识到，一旦出了重大问题，就会承担问责的风险。这不仅会激发监管的动力，还能提高监管的质量，减少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的现象发生。而且，借此机会，还有助于改变当前的监督现状，达到维护公众利益的目的。

作者：李小光